
2025年11月,伦敦圣詹姆斯宫,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亲手把一个奖杯交给了七位科学家。这个奖被称为"工程界的诺贝尔奖",奖金高达一百万英镑。七个人里合规配资平台,只有一个女性,也只有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——同一个人,李飞飞。
领完奖没多久,她说出了那句让网络炸开锅的话:如果有朝一日拿到诺贝尔奖,她一定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去领奖。

一、这句话,比听起来重得多
诺贝尔奖有个规矩,获奖时登记的是哪国护照,官方记录就是哪国人。李飞飞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,丈夫是斯坦福的意大利裔教授,两个孩子都生在美国,整个职业生涯也扎根硅谷。换句话说,如果明天颁奖,典礼手册上写的大概率是"美国科学家"。
想真正以中国人身份领奖,现实里只有一条路——放弃美国国籍,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。这是条几乎没有人愿意走的路。

所以这句话的分量,不在于她说没说,而在于她在明知这条路有多窄的情况下,还是选择说出来。
网上的反应也是两极分化。批评的人说,护照、住所、家庭全在美国,说这话不过是蹭情怀。支持的人说,一个在美国学术界已经站到顶端的人,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时候讲这句话,需要相当的勇气。
两种说法都不是无中生有,但要真正理解这句话,得先搞清楚她是谁,以及这个人是怎么走到领奖台上的。
她拿回来的那个奖,和七个人一起分的,名单里有黄仁勋,有被称为"深度学习教父"的辛顿,有卷积神经网络的发明者杨立昆。华人历史上拿诺贝尔奖的,前前后后统共十几个人,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领奖的,只有屠呦呦一个人,还是2015年的事。

所以李飞飞说的那句话,背后悬着的是多重现实:诺奖规则的硬约束、国籍法的现实壁垒、以及华裔科学家在顶级荣誉舞台上长达几十年的身份困境。
她不是说了一句漂亮话,她是往一个结构性的难题里扔了一块石头。
二、从后厨到伦敦,她靠什么走过来的
很多人知道李飞飞是"AI教母",知道她建了一个叫ImageNet的数据库,知道她在斯坦福教书。但她真正的故事,从一座美国小镇的中餐馆后厨开始。
1992年,十六岁的她跟着母亲飞去美国,在新泽西一个叫帕西帕尼的小镇和父亲团聚。父亲在中国是工程师,到了美国,只能在一家华人店铺里修相机。母亲原来教书,到了美国,站在杂货店收银台后面。

她进了当地高中,第一天上课,老师说什么她一个字也没听懂。
为了学英语,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。 词典随身带,翻得封面都卷了边。不上课的时候,她去中餐馆打工,从上午十一点站到晚上十一点,整整十二个小时,时薪两块钱。老板嫌她边刷盘子边看书,不让带。她就把单词纸条塞进菜单的缝里,趁老板一转身,偷眼瞄两秒。
餐馆经理有一次当面说,想象力对你们这样的人是多余的。
这句话她记了很多年。
高中毕业的时候,她数学考了满分,同时拿到了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的录取通知书,最后选了普林斯顿的全额奖学金,读物理系。小镇上的华人社区都沸腾了,当地报纸做了专题报道。

大学毕业,高盛、麦肯锡一类的公司递来offer,年薪能让全家一步跨入中产。她全拒了,跑去西藏研究藏药待了一年。所有人都说她疯了,只有父母没说什么——他们自己就是那种为了追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放弃稳定的人。
读博期间,母亲先是查出癌症,后来又中风。她白天在病房陪着,夜里回实验室写代码。困了就趴在病床边眯一会儿。
就是在这段时间里,她开始做一件在学界几乎无人看好的事——把网上的图片一张一张地标注,分类,攒成一个巨型数据库。有人劝她别做,说这种枯燥的数据收集工作根本拿不到终身教职,是在糟蹋自己的学术生涯。
她没有听。

2012年,她攒的那个数据库改变了整个AI行业的走向。 那一年,一个叫AlexNet的深度学习模型参加她组织的图像识别竞赛,以碾压性的优势赢了——识别错误率比第二名低了将近11个百分点。这一刀切得太干净,直接让全球AI研究的方向在那一年猛拐了个弯。
今天所有手机里的人脸识别,医院里的影像诊断,自动驾驶的视觉系统,底层逻辑都建在她当年那个被人劝退的数据库上。
三、她还在往前走
领完奖之后的李飞飞,并没有打算坐下来收藏荣誉。
2024年,她创立了一家叫World Labs的公司,押的是一个当时还没几个人说得清楚的方向——让AI真正理解三维空间,而不只是处理文字和图片。种子轮融资拿了两亿多美元,一年多后估值已经翻了好几倍。
与此同时,她团队里有学生用不到一百块钱的云计算费用,训练出了一个在数学推理上能跟顶级模型掰手腕的AI。跟动辄几亿美元的训练成本放在一起,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挑衅——挑衅的是"只有大公司才能做AI"的那个逻辑。
但她最在乎的事,大概还不是这些。

博士期间,母亲在病床上问过她一句话:AI还能帮别人做什么? 这个问题跟了她将近二十年。后来她和团队花了整整八年,研究怎么用非接触式传感器监测病人状况——不装摄像头,不侵犯隐私,只是悄悄地多一双眼睛,帮医护人员少犯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错误。这项研究最终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。

她还在斯坦福创办了一个叫AI4ALL的教育项目,最初的想法来自她发现自己的数据库里存在种族偏见——深色皮肤人群的识别准确率系统性地偏低。她发现女生在学AI的时候,问的问题是"这东西能不能让我奶奶活得更有尊严", 而不是"这个模型的参数怎么调"。这个发现让她觉得,AI这个行业如果只由一类人来定义,迟早要出问题。
在国会作证的时候,她说了这样的意思:技术如果不服务于人的尊严,如果不尊重多样性,如果不保护最脆弱的那些人,那它就是在走错路。

有记者问她怎么看"AI教母"这个称号,她说自己一开始是有点犹豫的,但如果拒绝,可能就是在错过一个让女性科学家被看见的机会。所以她接了。
这和那句诺贝尔奖的话,其实是同一个逻辑——她从不回避定义自己是谁。

她在回忆录里写过,小时候在成都学会了怎么找北极星。她说,这让她后来不管站在多亮的聚光灯下,都知道自己朝哪个方向走。
那句"我定以中国人身份领奖"合规配资平台,或许就是她对那颗星报的一次坐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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